本文源於一份來自於V神的、足足有41頁的PDF文檔，小編通讀全文後，雖不能完全理解，但仍為你整理出了24個要點，希望可以幫助你快速了解V神描述的社區中立社會的正式規則！
生活中，我們在做決策時通常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理念。不得不說，少數服從多數是最能服眾的分歧解決方案，工作量證明機制也是借鑒了這個理念來保證節點之間的共識。「少數服從多數」解決了很多爭議，但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如何科學地決策？此時問題陷入了僵局。
區塊鏈和去中心化的思想給這個問題帶來了新的思路，近日，V神在論文中提出了自由激進主義，用以實現近似最優的決策，並將其運用到了公共物品之中，解決社區中「各掃門前雪」的難題。
那麼，什麼是自由激進主義？如何解決搭便車問題？在社區中應用二次投票機制真的可行嗎？接下來，讓我們緊跟V神的腳步，一探究竟。
由於V神這篇論文超級超級長，因此，小編主要針對論文中 abstract、introduction 和 background 三部分進行了初步的解讀（V神的思維跳躍超級大的呀！！！），並總結了以下24個要點，希望對你們理解V神這篇「令人費腦筋」的文章有所幫助！（後面部分有詳細解讀）
1、把二次投票（Quadratic Voting，以太坊中的投票方式，簡稱為QV）的想法擴展到內生社區的籌款機制中，即個人捐助對自己有價值的公共物品項目，每個項目最後收到的捐款額正比於每個捐助者捐款平方根總和的平方。在「標準模式」下，這種方案形成了第一個最優的公共物品供應機制，並且可以限制成本，有助於防止串通和合謀。
2、通過支持社群的中立和非專制規則來解決政治哲學中的經典問題：「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
3、研究表明，在實踐中達到近乎最優的集體決策效果可能是可行的，但這種最優建立在關於社區的一系列假設之上，而公共物品不滿足這種要求。所以，V神對二次投票的邏輯進行了擴展使其適用於公共物品。
4、私人出資制社區中很容易面臨公益性公共物品短缺的問題，主要原因是「搭便車問題」（Samuelson，1954），簡單來說就是對於一些需要集體出資的公共物品，有些人會事先宣稱自己並無使用需求，在別人付出代價去取得後反而不勞而獲享受成果。
5、搭便車的人越多，公眾產品短缺的可能性就越大。
6、純粹基於會員資格或其他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1p1v）制度建立的社區無法反映各種商品對個人的重要性，並且在其中可能會出現壓制少數群體的傾向。
7、V神致力於創建一個與市場一樣靈活的系統，並在其中杜絕搭便車問題。
8、解決方案是修改市場背後的融資原則，使其成為非線性的。受助者收到的資金是所有捐助者提供資金的平方根總和之後的平方。
9、在自由激進機制中，小額捐助會得到較多的補貼，效益是最高的，而大額捐助則會得到較少的補貼，因為這時捐助者對公共物品的需求更像是私人物品。
10、在標準的自私、獨立、私有價值、準線性效用框架下，自由激進機制能夠實現自組織生態系統中公共物品的最優供應
11、自由激進機制提供一種連貫的設計，旨在從經濟理論的角度尋找（近似）最優的供給。
12、正式的規則來源於合理的機制設計，同時通過哲學角度進行解釋，並著眼於安全性和用戶界面，為解決大規模實際問題提供激進但現實的模板，以及為社會和政治生活創造新的可能。
13、政治經濟學中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搭便車」（free-rider）問題，也有人把它叫做「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問題或「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問題。
14、對於公共物品，個人可能或必然能從共享資源和投資中獲益，並且這種共享的資源和投資可能遠比他們單獨投資更有價值，由於個人的花費和效率上受到的影響被排除在外，所以這些資源無法有效定價。
15、由於公共物品是現代資本主義中的一個重要考量，因此出現了一系列的解決方案。其中最規範、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方案就是當代民主國家體制。
16、處理公共物品的另一種方法是通過技術將其轉換為私人物品，從而將沒有許可權的人排除在外。最終的方案是利用道德，文化，宗教或其他社會動機誘導個人為公共物品做出貢獻。
17、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即使運作得當）能反映多數人的意願，但不一定能帶領人們找到最有價值的方向。在這種制度中，多數群體可能會經常壓迫少數群體，也可能被不想遭受壓迫的少數群體顛覆。
18、一人一票制度的設置成本極高，嚴格且不易適應不同組織之間或新組織層面的需求。私人（通常是公司）基於准入許可權的方案更為靈活，但它通常繁瑣且成本高昂，而且往往缺乏有效的反饋機制來滿足每個成員的利益，並且更為嚴重的是它可能會錯誤地排除潛在用戶。
19、慈善組織往往比其他任何組織都更具靈敏性和靈活性，但它依賴的動機似乎難以與公共物品緊密結合，並常常被一些地位、職位等排他性的利益所俘獲。
20、Clarke（1971）和 Groves（1973）提出的方法相當複雜，它需要參與者向政府或其他中央機構說明他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從而克服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的僵化和低效率。不幸的是，由於存在合謀的風險，這種系統非常脆弱，而且參與者面臨很大的風險，大多數分析師都認為這種做法不切實際。
21、Groves 和 Ledyard（1977）以及 Hylland 和 Zeckhauser（1979）都提出了一種確定連續公共物品水平的二次機制，但他們的方法要麼需要中心化的迭代過程，要麼嚴重依賴於對完整信息的不切實際的假設。
22、Weyl（2012）在他的「二次投票購買」理論中再次使用到了集體選擇的二次定價。比較特殊的一點是，他建議允許個人購買選票，不過要支付他們購買的選票平方數的價格。
23、Weyl 認為，Lalley 和 Weyl（2018）已經嚴格證明，在大規模人口的標準假設下，可以實現對公共物品的近似最優決策。
24、雖然二次投票解決了在給定一組決策和集體中一人一票制的低效率問題，但它並沒有解決靈活性問題。也就是說，它不允許社會運行中湧現一些公共物品，並且需要提前通過假設或權威機構推行來制定組織架構。在本文中，V神嘗試擴展二次投票的思路以突破以上限制。
如果你覺得以上24個要點不夠完整概括V神的所有觀點，請繼續往下看，以下為 abstract、introduction 和 background 三部分的完整譯文。
摘要部分
在本篇文章中，我們提出了慈善和公共資助平台的原始設計，用以營造一個近乎最優的去中心化、自組織的社會公共物品（public good，指公共使用或消費的物品，比如義務教育，路燈，公園）生態系統。
為了實現這一願景，我們把二次投票（Quadratic Voting，以太坊中的投票方式，簡稱為QV）的想法擴展到內生社區的籌款機制中，即個人捐助對自己有價值的公共物品項目，每個項目最後收到的捐款額正比於每個捐助者捐款平方根總和的平方。
在「標準模式」下，這種方案形成了第一個最優的公共物品供應機制，並且可以限制成本，有助於防止串通和合謀。
文章的後續章節中我們討論了它在競選經費，開源軟體生態系統，新聞媒體融資和城市公共項目中的應用。更廣泛地說，我們通過支持社群的中立和非專制規則來解決政治哲學中的經典問題：「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
引言部分
在許多情況下，擁有資本的捐助者都希望刺激和支持公共物品的創造，但通常他們都不了解創造什麼公共物品較為合適。
因此，捐助者可能希望把這種願景委託給去中心化的市場來執行，具體的例子包括提供競選資金，資助開源軟體（如區塊鏈社區），對新聞媒體的公共或慈善支持以及資助城市公共項目。
最近關於二次投票理論的研究表明，在實踐中達到近乎最優的集體決策效果可能是可行的，但這種最優建立在關於社區的一系列假設之上，而公共物品不滿足這種要求。
在本文中，我們對二次投票的邏輯進行了擴展使其適用於公共物品。
為了提煉出根本問題，我們比較了為公共物品生態提供資金贊助的兩種存在問題的極端方式。
一方面，私人出資制社區中很容易面臨公益性公共物品短缺的問題，主要原因是「搭便車問題」（Samuelson，1954），簡單來說就是對於一些需要集體出資的公共物品，有些人會事先宣稱自己並無使用需求，在別人付出代價去取得後，他們不勞而獲享受成果。社區中搭便車的人越多，公眾產品短缺的可能性就越大。
與之相反，純粹基於會員資格或其他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1p1v）制度建立的社區無法反映各種商品對個人的重要性，並且在其中可能會出現壓制少數群體的傾向。我們的目標是創建一個與市場一樣靈活和靈敏的系統，並在其中杜絕搭便車問題。
我們的解決方案是修改市場背後的融資原則，使其成為非線性的。在標準的線性私人市場中，受助者收到的資金是所有捐助者提供資金的總和。
在我們的「自由激進」（Liberal Radical ，簡稱為LR）機制中，受助者收到的資金是所有捐助者提供資金的平方根總和之後的平方。假設捐助者都提供相同的資金，受助者收到的資金隨著資助者數量平方增長。
同時，在自由激進機制中，小額捐助會得到較多的補貼，從而效益是最高的（這是我們為了減少搭便車行為所做的妥協），而大額捐助則會得到較少的補貼，因為這時捐助者對公共物品的需求更像是私人物品。
在標準的自私，獨立，私有價值，準線性效用框架下，自由激進機制能夠實現自組織生態系統中公共物品的最優供應。
雖然我們的融資原則乍一看似乎有些深奧或者說奇怪，但類似的機制在現有的系統如基礎設施項目，政治選舉，慈善捐款或其他類似目的的偶然性公共物品中已得到廣泛使用。
許多公共物品通過政府配資項目獲得資金，其中機構團體（政府，企業，政黨等）以1：1或其他比例匹配個人的捐助。例如，紐約市對當選的競選團隊（市議會，市長，審計員，公設辯護人）按6：1的比例匹配捐助，最高175美元。
許多公司有著類似的規則：僱主匹配所有全職員工的慈善捐助，每年最高可達1.5萬美元。這樣做對小額捐助起到了放大作用，從而激勵人們參與捐助，轉化更多潛在的捐助者，並在確定最終資金分配時賦予個人更大的影響力。
這種配資項目不僅在公共資金和慈善資金中很常見，建立各種公共政策時也常用到配資的邏輯。實際上，慈善捐款的稅收減免就是政府配資的一種形式。
但是，雖然配套資金符合我們的融資原則，但它們需要系統的設計，以實現以任意方式設定資金比率和最大值。自由激進機制提供一種連貫的設計，旨在從經濟理論的角度尋找（近似）最優的供給。
本篇論文是以一種當下不常見的方式編寫的。它結合了經濟學和數學的邏輯，詳細的實踐考慮以及圍繞我們提案的規範性政治哲學的廣泛討論。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重振失去的政治經濟傳統
凱恩斯（1924）寫道，
對經濟學的研究似乎並不需要異於常人的天賦。
與哲學或純科學（區別於應用科學）的高級分支相比，經濟學在智力上難道不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學科嗎？但很少有人擅長這一個簡單的學科！這個悖論可能是因為經濟學大師必須同時擁有一系列罕見的天賦。
就比如說，某種程度上經濟學大師必須擁有數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哲學家的天賦，他必須理解符號的含義並能向他人講述清楚。他在思考時必須考慮到事物一般性、抽象性和具體性。
為了更好的將來，他必須根據過去來研究現在。人的本性或制度要求的任何部分都不允許他建立欺騙性的理論。他必須有很強的目的性，同時不受情緒的困擾。他需要有藝術家的冷漠和廉潔，但有時要比政治家更接地氣。
我們認為正式的規則來源於合理的機制設計，同時通過哲學角度進行解釋，並著眼於安全性和用戶界面，為解決大規模實際問題提供激進但現實的模板，以及為社會和政治生活創造新的可能。
背景部分
政治經濟學中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搭便車」（free-rider）問題，也有人把它叫做「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問題或「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問題。
對於公共物品，個人可能或必然能從共享資源和投資中獲益，並且這種共享的資源和投資可能遠比他們單獨投資更有價值，由於個人的花費和效率上受到的影響被排除在外，所以這些資源無法有效定價。
經濟學家有時使用「公共物品」這個術語來指代一些特定的案例，在本文中我們指的是廣泛意義上的公共物品，即任何能帶來遞增報酬的物品，因為對物品收取的社會有效價格（邊際成本）顯著低於創造物品的平均成本。
古典資本主義不能很好地處理這種情況，因為如果一個人自私地行事，只能提高他自己的收益而其他人不會受益，資金水平不會隨著受益人數量的增加而擴大。
由於公共物品是現代資本主義中的一個重要考量，因此出現了一系列的解決方案。其中可能是最規範，最重要的方案就是當代民主國家體制。
這些國家使用稅收制度和基於投票的治理制度來確定提供哪些公共物品以及要提供多少。
處理公共物品的另一種最普遍的方法是通過技術（例如，信息或公告牆的數字化管理和公園的收費員）將其轉換為私人物品，從而將沒有許可權的人排除在外。最終的方案是利用道德，文化，宗教或其他社會動機誘導個人為公共物品做出貢獻。
一些中間機構綜合了這三種要素。一個例子是設置准入門檻的地方政府，公民需要付出某種代價（通常是時間）才能遷移到這個地方。另一個是獨有非營利的俱樂部。
不幸的是，所有這些機制都有相當嚴重的局限性。
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即使運作得當）能反映多數人的意願，但不一定能帶領人們找到最有價值的方向。在這種制度中，多數群體可能會經常壓迫少數群體，也可能被不想遭受壓迫的少數群體顛覆。
這種制度的設置成本極高，嚴格且不易適應不同組織之間或新組織層面的需求。私人（通常是公司）基於准入許可權的方案更為靈活，但它通常繁瑣且成本高昂，而且往往缺乏有效的反饋機制來確保滿足每個成員的利益，並且更為嚴重的是它可能會錯誤地排除潛在用戶。
慈善組織往往比其他任何組織都更具靈敏性和靈活性，但它依賴的動機似乎難以與公共物品緊密結合，並且常常被一些地位，職位等排他性的利益所俘獲。
Clarke（1971）和 Groves（1973）重述了 Vickrey（1961）的見解，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方法。
但這種方法相當複雜，它需要參與者向政府或其他中央機構說明他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從而克服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的僵化和低效率。
不幸的是，由於存在合謀的風險，這種系統非常脆弱，而且參與者面臨很大的風險，大多數分析師都認為這種做法不切實際（Rothkopf，2007）。
最近出現了更接近最優集體決策的實用機制。Groves 和 Ledyard（1977）以及 Hylland 和 Zeckhauser（1979）都提出了一種確定連續公共物品水平的二次機制，但他們的方法要麼需要中心化的迭代過程，要麼嚴重依賴於對完整信息的不切實際的假設。
然而，Weyl（2012）在他的「二次投票購買」理論中再次使用到了集體選擇的二次定價。比較特殊的一點是，他建議允許個人購買選票，不過要支付他們購買的選票平方數的價格。
他認為，Lalley 和 Weyl（2018）已經嚴格證明，在大規模人口的標準假設下，可以實現對公共物品的近似最優決策。很多人從這個想法入手，分析這種決策機制的效率，這種機制被廣泛地稱為二次投票（QV）。
Posner 和 Weyl（2017）對此進行了調研，結果表明，在給定一系列設置的前提下，二次投票可以勝任的情況遠超這種簡單的二選一情景。
雖然二次投票解決了在給定一組決策和集體中一人一票制的低效率問題，但它並沒有解決靈活性問題。
也就是說，它不允許社會運行中湧現一些公共物品，並且需要提前通過假設或權威機構推行來制定組織架構。在本文中，我們嘗試擴展二次投票的思路以突破這個限制。
受文章篇幅（足足41頁！！）的影響，小編沒有將所有章節寫入本文，在接下來的6章內容中，主要介紹了公共物品數字模型、設計與分析、變體與擴展、應用、討論和結論，大體概括如下：
第三章：對於公共物品，建立一個簡單但通用的數學模型，用它來說明市場體系（Bergstrom等，1986）和一人一票制度（Bowen，1943）的失敗。
第四章：正式講述自由激進機制，並用數學證明它能帶來最優的公共物品供應。
第五章：通過各種變體和擴展，豐富了自由激進機制的適用範圍，同時加深對自由激進機制的理解。
第六章：講述自由激進機制在包括競選資金、開源軟體社區、新媒體資金和市政工程、公共工程方面的一系列應用，每種使用情況的特殊性以及自由激進機制怎樣與先前解決方案的定性特徵相匹配，覆蓋更廣泛案例和問題。
第七章：雖然自由激進機制起源於功利主義原則，但同時它強有力地結合了非功利自由主義和社群理想主義，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自由激進主義的哲學，這就是論文標題的來源。
第八章：主要討論未來的研究方向以及自由激進機制對未來治理方式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