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无限度接近，几乎完全契合于你心目中所认同的是非观——在此情景下，“隐私”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
这正是美国圣路易斯联储银行经济学家Charles Kahn近日发表的一篇关于“支付系统与隐私”的研究报告中，援引Ken Rogoff（2016）著作《现金的诅咒》所引出的命题。其明确指出，在合法交易活动中，对隐私保护的需求是完全正当的，而央行针对取消现金、发行电子货币的提案完全忽视隐私因素，因而可能引发公民对替代支付方式的诉求。
他认为，私人机构作为隐私提供者将具备一定优势，央行则更适于承担监管角色。
隐私需求：合情亦合法
Kahn认为，尽管一部分对交易隐私的需求与非法交易有关，但合法经济活动中也存在不少对交易隐私的需求。
他将人们对隐私的合法需求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对大额交易中“露富”风险、交易物品曝光（例如特定药物）引发尴尬情绪、网络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后续垃圾短信“轰炸”等一系列不便之处的规避。
第二，往期资产买卖、借贷活动等将纳入个人信用档案，日后可能产生其它连带问题。如若被竞争对手加以利用，将永远失去“摆脱从前，重新开始”的可能。
第三，避免支付系统提供者收集用户信息、加以滥用的风险。
Kahn总结指出，人们对支付隐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系统运营者渎职、疏忽的顾虑，即无论是用户个人信息还是账户余额，都可能面临第三方侵入的潜在可能。
传统账户隐患初显 令牌系统“应运而生”
随着电子支付兴起，实名账户逐渐成为支付进行的重要渠道。而电子账户本身自带的“溯源”功能，使得每一笔交易的发生几乎都有迹可循。相比现金、票据，这成为电子支付的一大缺陷。
Kahn援引2009年著述，并强调电子支付的两种实现路径：
（i）在“基于账户的系统”中，系统为每个用户提供账户。在识别用户身份的条件下，支付活动通过资金在账户中的转入、转出实现。交易过程与交易者身份相联系。
（ii）在“基于令牌的系统”中，交易者的身份无法识别，支付仅通过转移特定“令牌”而发生。交易是一个匿名过程。
比特币是在“基于令牌的系统”中交易的一种典型例证。
Kahn的论点可以被解读为，比特币与纸质银行票据不无类似。尽管票据发行人拥有初始接收者的身份信息，但其随即在一对一的市场流通中实现匿名化；而比特币交易则在特定匿名地址中进行，同一交易者更可拥有多个地址，避免身份信息被追溯的风险。
政府角色：隐私提供者VS监管者？
Kahn认为，现金在隐私保护方面仍然具备天然优势，而央行关于加密货币的提案未对此加以关注。我们仍亟待寻求针对隐私保护的替代措施。
此外，央行与私人机构均有能力发行加密货币，而基于以下分析，Kahn指出央行在提供隐私方面并不具备比较优势。
第一，央行的技术水平优势体现在集中批发、基础建设等方面，而在零售交易上并不一定领先于私人机构。央行适于设定规则，并提供监管保护。
第二，央行少与私人客户接触，对普通公民而言拥有某种“神秘感”，因此在公民心目中的信用水平反不及私人机构。但隐私提供者则必须具备较高信誉，方可打消用户对个人信息被滥用的担忧。
第三，隐私提供者均面临滥用用户信息的诱惑，私人机构如此，政府亦然。在政治变动中，权威部门公然监视用户信息、左右舆论走向反而被认为是正当的，类似环境下，私人机构相对央行而言会面临较少的压力。
他认为，隐私保护问题在现代社会日益凸显的原因并非技术落后，而相反恰恰是科技进步降低了网络入侵的成本，从而使隐私泄露的“门槛”下降。
Kahn所倡导的解决路径，是让私人机构作为隐私提供者，承担加密货币发行职责，不同机构可依据人们对隐私保护与成本的相对偏好建立支付系统。而央行作为监管者，则可吸取比特币所开创的“基于令牌的系统”的匿名优势，为私人机构开立令牌地址以替代准备金账户，使用户的支付行为得到一定担保。
这是Kahn为央行所设计的角色定位，也是对隐私的最后一道防护——用以避免社会进入“反乌托邦”式滑坡，尽管阴影是滋生罪恶的温床，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同样使人充满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