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公布的二季度GDP數據大幅滑坡，創下了70多年來的最差記錄，同時新冠疫情還在美國繼續肆虐，目前美國的確診人數接近500萬，每日新增確診都在4萬人以上，絲毫沒有得到控制的跡象。
而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專治各種不服的美國股市三大股指近期又創出了歷史新高（我為什麼要說又呢）。所以我們不禁疑問（羨慕嫉妒恨），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運行機制 ，確保了美股在這樣混亂又衝突的環境下，走出如此畸形到近乎信仰的牛市行情？
對於這個問題，財經大V們普遍給出了通俗易懂的答案，就是美聯儲寬鬆的貨幣政策，「從直升機上撒錢」寬鬆的信貸政策，說人話就是滔天的美元洪水推高了美股。
這個答案簡單易懂，受眾廣泛，畢竟這年頭搶黃金的大媽都知道貨幣大放水+避險嘛。這個答案就像一把金鑰匙，似乎解答了關於美股30多年來大牛市的財富密碼。
但是我們不禁要再問，同樣是泛濫的貨幣，同樣的金鑰匙為什麼在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卻只能打開不同的門鎖？比如著名的中國樓市，逆天的日本債市。為何同樣的鑰匙，在其他國家甚至完全打不開股市這把鎖？（比如一直解鎖不了股市這個技能點的中國）
所以，如果試圖抱著貨幣寬鬆這把金鑰匙去解釋所有的問題，顯然是不夠精準的。相對於簡單的關注鑰匙，不如探究複雜門鎖本身的內生秘密，可能更有助於我們尋求到問題的解決之道，以及未來的防範之道。
蝴蝶扇動翅膀
讓我們回到1993年，那年柯林頓推動國會通過了《稅收多用途調整法》，這個法案在當時平平無奇，時至今日也少有提及。但是就像蝴蝶輕輕扇動了一下翅膀，它對未來幾十年的美國股市，乃至資本市場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於法案本身的產生過程，都充滿了對於時代和未來的隱喻。
《稅收多用途調整法》由美國勞工部起草，本意在於進一步加強1984年的《預算削減法案》，削減企業高管的薪酬，平衡各階層的收入差距，這本是一樁好事。但是在財政部的干涉下，法案最終還是為企業高管的天價薪酬開了一個後門，那就是所謂的「業績型薪酬」。這個後門意味著，公司高管的股票期權收入，依然可以享受稅收減免，從而把公司股價，高管薪酬，稅收減免三者捆綁到了一起。從那之後，三大發動機湊齊，美股大牛市的內生機制開始了自我進化。
也就是從那之後，伴隨著對手盤蘇聯的解體，美國社會改良主義的思想退潮，台上再也沒有人敢提給資本家加稅降薪的事情了。
稅收減免
美國給企業（資本家）減稅加稅的歷史，就是一部少年勇斗惡龍的故事。
資本家和企業主永遠在呼籲減稅，說的好像不減稅這日子就沒法過了一樣。
當然他們給出來的理由也很美好，比如擴大生產，投入研發。但是我們現在知道，從歷史經驗來看，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比如當下美國的科技公司們，寧願把幾十萬億美元的巨額資金放在國外避稅，也沒有見到他們更積極的投入研發，擴大產能，更不會額外給員工發錢。
另一方面，美國政壇上也出現過一些睿智的經濟學家，他們意識到自由資本主義最大的系統問題，其實是財富分配的不平衡。資本家的財富增長的更快，資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動，資本能夠輕鬆避稅。反觀工薪階級卻只能夠老實交稅，反而負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這些改良派的經濟學家試圖推動給資本家加稅，用於彌補財政赤字，改善社會福利。
可惜的是，金錢永不休眠，而少年終將老去，與惡龍纏鬥一生卻通常晚景凄涼。
所以在勞工部和財政部的爭吵和妥協之後，企業的「業績型薪酬」修正法案正式被寫入了《稅收法典》，從此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把公司的業績（股價）同公司的稅收減免聯繫了起來，把公司的股價和高管的薪酬聯繫起來（股票期權能減稅），從此開啟了美股的饕餮盛宴。
公司當期的股價越高，高管的股權激勵兌現越多，公司的稅收減免越多，從此公司股價和管理團隊的薪酬形成正相關，公司股價和稅收減免也形成正相關。
公司高管和股東老闆同時獲益，而且收益的一部分還是從財政部的稅收減免中來的，世上還有這麼好的事情？聽起來簡直就像白嫖嘛，但這卻是每天都在美股市場真實上演的事情。
到了川總上台，尤為更甚，直接就把企業所得稅從35%打到了20%。川總所謂的通過降稅，吸引產業迴流，也是站不住腳的。畢竟除了稅收點數以外，工人技能，工會勢力，基礎設施，產業鏈上下游配套，環境控制等等因素才是更重要的。這部分我們以後再說。
高管激勵與企業目標
所以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越來越多的公司採用期權激勵的方式來給高管發放薪酬（不要白不要）。很多在外企工作過的小夥伴們肯定印象深刻，CEO和C某O等大佬們的薪酬總是比基層員工高出成百上千倍，現在想來應該都理解了這種操作背後的財技了。
公司管理層從期權激勵中所獲得的收入，可以享受稅收減免，企業給高管多發的錢，一部分由稅收優惠減免抵消，可以說是股東和管理層聯手挖了資本主義的牆角。苦比的卻是中下層的工薪階層，大戶不納糧，只能壓迫他們多交租了。
因為管理層的薪酬收入和公司股價正相關，所以管理層在制定公司策略的時候，在股價的巨大壓力下，往往基於短期的財務目標，而不太在意公司長期的戰略目標，相對於研發+等待的長期目標，高管們更傾向於快速併購，削減投入，壓縮成本，快速提升財務數據，集中兌現短期業績。
華為的執行總裁徐直軍曾經就說過，華為都是以10年，20年為期限制定戰略目標，而他們的競爭對手，比如思科都是以「年報」和「季報」為目標來制定策略，所以這些上市公司吃完科技優勢之後，自然會在長期的競爭中逐步落後。
當然管理層的短期刺激策略也並非一無是處，至少在科技領先的時期內可以快速累積大量的利潤和現金流，於是這就引發了美股三大發動機之一的股票回購。
股票回購，借債回購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跨國企業藉助自身在產業鏈「微笑曲線」兩端的優勢，將製造業大量外包到東亞。
製造產業的空心化形成了美國所謂的鐵鏽帶，一方面是鐵鏽帶上的工薪階層越來越窮，另一方面卻是跨國企業在全球攫取的天量利潤無處安放。
企業把錢直接發給工人是不可能的，這輩子都不可能（當然增加一些辦公室咖啡和餅乾還是可以安排的）。企業擴大再生產也不現實，因為美國主要以金融業和服務業為主，而且基數巨大，進一步再擴增的餘地不大。畢竟人可以一天多喝兩杯咖啡，但是你安排她一天多做兩次美甲就南了。
在這種子彈充裕，卻沒有目標可打的情況下，回購股票的騷操作就開始大行其道了。企業通過掏錢回購自家股票，推高自家股價，從而帶動股東資產增值，帶動管理層薪酬上漲，降低融資利率，簡直就是回購一次爽一年，一直回購一直爽，完全無法自拔。
這樣的操作也受到了華爾街的歡迎，例如巴菲特就傾向看多那些回購自家股票的企業。在次貸危機以前，回購股票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因為這至少說明了公司有一定的冗餘利潤，可以用於回購股票，這也說明了股東和管理層對於公司有信心（當然他們也是短期獲益者）
於是就這樣，在管理層，股東和華爾街套利資本的共同推手之下，很多公司的業績苟延殘喘，而公司的股價卻越炒越高。例如日薄西山的IBM公司，當下市值接近1200億美元，而在過去的20年中IBM一共投入了1400億美元進行股票回購，用於支撐自身股價。所以我們不禁要問，這些回購股票的錢足夠再買一個IBM了，這些錢到底又被誰套走了呢？